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哲学问题，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是一个知性科学的主题，它必定是一个哲学的主题。我们知道，精神类型的东西主要有三样：哲学、宗教和艺术。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所谓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它必定是一个重大的哲学主题，因为它牵涉到生活类型的转变，以及当代中国精神的重建。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发展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依靠知性科学，我们可以更多地依靠外部反思。但是，今天我们所探索的问题，更多地具有哲学性质。
中西哲学代表不同民族精神
哲学大体上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取向，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它并不是和时代无关的东西，特别不是和我们每个人无关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换句话说，都有自己的哲学。有一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那么如果从世界范围当中来讲，什么样的人确立最基本的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明。黑格尔写历史的时候，他讲到那些最主要的文明，它们的原则都是不同的。他讲到希腊的原则，那是抽象的，是最初以一种抽象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性。中国的哲学原则叫做实用理性。印度不是理性，是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它的原则都不一样，它的哲学精神都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在西方，比如规则就是神圣的，叫规范神圣。那个时候我在英国，那是80年代，我确实不大习惯，晚上有个朋友的生日Party，结束的时候晚上三点，回宿舍的时候一帮人一起走，半夜里，街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到红灯面前，我知道这个红灯，因为我一直走，这个红灯有三分多钟。那帮人就坚定地站在那里等绿灯，我心里就在想：有什么必要呢？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一辆车都没有，干嘛不走过去呢？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西方人把规范放在理念世界，所以规范神圣。但中国人不是这么想的。所以西方世界，他把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严格地区分开来，并且把它对立起来。因此，他们发展出标准的形而上学。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原则就不是这样，但是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没做这种区分，我们就不懂形而上的东西，不是这样，《易传》当中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懂形而上和形而下，但是道器不分，体用不二，这是中国的哲学，它是实用的。有人问庄子：“道在哪里？”如果一个希腊人，他说：“在理念世界。 ”庄子怎么回答，庄子说：“道在瓦砾，道在屎溺”。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大道不离人伦日用。但是呢，这样一来，我们说西方的规则是神圣的，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就不讲规则呢？不是的，中国人也讲规则，只是用西方人的讲法不同，中国人的规则叫什么呢？叫“经”，但是还有一个字，叫“权”。中国的哲学家有“经”，有“权”，合于大道。不能光讲规则，规则在具体事情的时候要变通的，要权变。但是“经”如果可以权变，它就不神圣，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我在走晚上马路的时候，半夜三点钟也没有，我就想权变，是不是？规则是要定的，规则定了，为人服务的，对不对？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也没有，我走过去就是了，西方人不是这样，规范神圣，所以就这样讲。据说美国人现在跟中国人学坏了，也有一点有经有权了，因为他如果不权变的话，他大概这个马路永远过不去。
社会问题其实都是哲学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以为它可能是一个局限在某一类人当中的问题，是一个知性科学的问题，但是它现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哲学问题。前一段时间讲房价，我碰到中国足彩在线的一帮经济学家，我跟他们说这固然是经济学问题，但现在看来更多的是哲学问题，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做过一次测试。就在房价最高的时候，就在房价问题最纠结的时候，给博士生上课，我说：“如果你这一辈子租房100万，买房200万，租房还是买房？”他们异口同声地跟我说：“买房。”然后题目继续做下去，租房100万，买房300万，稍稍停顿一下，买房。我们继续做，租房100万，买房500万，租房还是买房？他们开始有点犹豫，彼此交头接耳，然后给我一个答案，买房。这是纯粹经济学问题吗？恐怕不是。如果在美国，你告诉他，租房100万，买房150万，他基本就选择租房。但是在中国，居然把它搞到一对五的比例，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房子有非常独特的领会。这种领会的方式就是哲学。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系里有一位青年教师，他刚到中国足彩在线来，一段时间，没办法，没钱，先租房。突然有一天，房价最高的时候，他去买了一个小房子，后来系里的老师就跟他说了：“你现在买太贵了，再说，你现在买个五六十平方不到位啊，你得一步到位啊，你这样买它干什么呢？”他说：“我等不及了。”我说：“你怎么等不及了？ ”“我老婆生孩子了。 ”“生孩子跟买房子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生在租来的房子啊。 ”后来边上有一位老师说：“你这个回答怎么那么‘中国’啊？ ”虽然这个问题有点过激，但是他还是表现出我们对房子有一种领会，这种领会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思考过，它起非常重要作用。
我再举个例子，经济学上有一种系数，这种系数不能从理论当中推演出来，它是一种经验系数，它的含义基本上说什么呢？如果你多挣一块钱，你会多花多少钱？每个民族、每个文化，它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跟他们的哲学有关，美国人口袋里有七八张，十来张信用卡，他非常自豪，中国人再富，他有两三张也不要了。美国人在凯恩斯那个时代，赚一块钱，花两块钱。英国人挣一块钱，花六毛钱，还有四毛钱存到银行去。我们知道电气革命以后的整个中心在于需求，凯恩斯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那个公式，跟它正相关的那两个函数，一个是投资，一个就是需求。说到底是需求。所以，美国人挣一块钱用两块钱，印证了经济学的一个原理。而英国人不行，多挣一块钱，多花几毛钱，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凯恩斯对此大加鞭挞，英国的经济得了动脉硬化症，所有的问题症结就是英国人的储蓄习惯。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系数，它根本不是我们通过理论可以演绎出来的。跟精神类型、生活方式，跟他们的哲学有关。所以像这样一类问题，恐怕不只是某一个知性学科当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哲学问题。
中华民族得走自己的复兴路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有许多内容，现在我们面临的基本状况，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在物质财富方面，在经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成就如果说是奇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无法说明这种发展。当年，邓小平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去坐了日本的新干线，当时邓小平感慨万千，在新干线上发表谈话，后来我去乘过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00公里，告诉你，不要站起来，因为如果站起来，晃动非常厉害。所以，突然有一天，当我知道中国有一种叫高铁的东西时，而且我去坐了一下，我坐在上面，感慨万千，不是200公里，是350公里，随便站，而且没叫你不站起来，它甚至卖站票，就在到杭州那个路上，买个站票就站在上面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含义？是我们中国在它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触到现代发展本身的限度，不是一般发展，不是我们中国的发展限度，而是现代发展本身的限度。它的限度主要有两条：一条叫自然的限度，一条叫社会生活的限度。
西方世界可能发展了300年才碰到的事情，我们三十年就碰到了。因为我们的经济体量，我们的人口体量是那么的巨大，我们的发展是那么的快速。我们在环境、生态、能源、原材料方面已经触到了现代发展的基本限度，这一点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计算。所以，诸位如果以为我们中国的现代发展，就是再过10年以后过美国人的生活，那么我劝诸位不要这么想，那是不可能的。当然，从政治上正确来讲，他们能过那个日子，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呢？我们也有权利。但是如果中国人都要过美国人的生活，也许我们需要一整个地球。 2030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成为第一大人口国，那么需要第二个地球。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阿拉伯和非洲兄弟，需要第三个地球。当然这种算法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但是无限制发展最终一定会碰到自然限度。现在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个方面形成的。西方国家比如欧洲，可以过两百年、三百年才触到这个界限，然后因为人口少、体量小，还可以缩回去一点，中国怎么样？几乎毫无疑问虽然是后发的，但会最早触到自然的限度。
另外一个是社会生活的限度。所谓自由市场中起作用的，基本的和唯一的原理叫做唯利是图，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道德判断，不是的，大家把它作为中性的来理解就可以了，所有的社会学以及所有的经济学都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个原理如果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得到展开，并且无限制发展的话，那么它试图瓦解整个社会生活，这一点，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了。为什么西方不是这样？因为西方有一个制衡原理，那就是救赎宗教，特别是新教，这一原则在起作用。而对于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如果唯利是图成为社会生活唯一原则的话，那太危险了，它只能导致社会生活的崩溃或者解体。因此，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快，事实上已经触到现代发展的自然限度和社会生活的限度，而且我们讲的社会生活限度，现在不是属于某一部分人或者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它是极为普遍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现在经常在讨论的就是一般道德的问题。在我们不可能去有这样一种救赎宗教的经过下，我们怎么能够使得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不致毁灭？必须改弦易张，而不是走我们通常认为的现代发展道路，当然我们需要有这个阶段的训练，但是由于它和西方整个的状况不一样，不能够在一种救赎宗教的配合下来发展，我们恐怕是必须要走另外的一条发展道路。
中国文化积极因素能发挥作用
有一种观点是浪漫主义观点，它试图回到中国传统的观点，就是说比较纯粹的文化保守主义，那么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现代化闹出来的，看看今天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最好回到中国产生那个地方去，有的人说是宋明比较好，有的人说宋明不行，应该是汉唐，有的人说汉唐已经不灵了，你得到先秦去，这个是文化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说他们这些观点就是完全的无稽之谈。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是一种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以及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因素是交织在一起，并且实际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条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要实现它的现代化的过程，必须经历一场社会革命，而这场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毫无疑问，所以连费正清，他这一点都看得非常清楚。最近有一些论调我觉得非常奇怪，比如有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儿子最近写了一本书，他的基本观点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军事失败。那么军事失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国民党的将领当中，那些将领不行，没碰到彭德怀、林彪这样的。因此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想法，他不是政治失败，尤其不是社会失败，这是任意假定历史的观点。所以，费正清在讲《伟大的中国革命》这本书的时候，他说，当时胡适的老师杜威来到中国，他看了中国以后，跟胡适讲，看来，教育和军阀不可能相安无事。费正清说，根据我们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我的结论是杜威的教条、美国的教条不可能和中国革命相吻合，中国革命需要的不是杜威的教条，而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不要任意假定历史。当然，在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论调，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名字叫《生活在民国也挺好》，那是你个人的主观感受，但是你要研究这段历史，描述这段历史的客观现实，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危险。但我相信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希望。中国的文化当中，它还有一些因素使它能够在新文明类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最主要的就是中华民族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的活力，第二是它愿意学习，第三是它能够为世界文明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最重要的贡献我认为就是宽容和平共处。直到今天，我觉得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在非常努力地趋向于这个目标，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脑子里虚构一种东西，然后把它强加给中国社会，我觉得中国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可能性我们是可以断言的。比如说中国社会完全变成西方社会，中国人完全变成黄皮肤，黑头发的美国人，这是不可能。但如何从这种不可能性当中阐述它的可能性，这件事情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发展过程。但是思想资源我们大体上可以肯定的，一种就是近代西方自启蒙以来的思想资源，第二种是传统的思想资源，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已经可以基本断定，它会在未来的精神重建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配置，怎样的一种结合方式，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断定，应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地形成，当然，我希望年轻学者、社会科学的探讨者能够在这个方面作出更重要的成就。因为，每个时代的思想都应当由这一代人来承担。
（作者为中国足彩在线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