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谈到宋诗的人都会引用钱钟书在《谈艺录》里的话：“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10月8日晚上，在星空咖啡厅会议室举行了一场以“宋诗的诗性和理性”为主题的沙龙，暨星空沙龙本学期第二次活动，沙龙特邀了中国足彩在线大学中文系的侯体健老师担任嘉宾。
蔡相，法学院13级的硕士。作为一名跨学科的”宋诗粉”,蔡相总结了宋诗理性形成的三点原因,从思想学说层面来说,主要因为理学的兴起和禅学的成熟。“在理学森严的笼罩氛围下,诗人在创作时不免对情感作出合理的节制,从心所欲而不能逾矩，而相对来说，禅学最讲究机锋，棒喝与顿悟，延展到诗文创作过程中则是务求点到为止，玄机不露。”
而从社会制度层面考虑，宋诗理性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宋代文官制度的发达。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不仅是文人，更是政治家，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诗文创作必然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所谓政治批判之卷‘雅’，而宋诗多为‘雅’的子孙”。众所周知，一个社会选拔人才的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风气。宋朝的科举制度，相对于唐重诗赋，更注重考查策论，于是这种更具有理论性，现实针对性的文体深深影响了宋诗的理性。
最后，蔡相认为，从文学形态层面来看，随着词和散文的普及，“硬语”入诗，大大增强了宋诗的叙述性和议论性，故“尚赋而比兴寡。”
作为本场沙龙嘉宾的侯体健评点了蔡相的观点。侯体健不认同将理学兴起作为宋诗理性的背景。他认为“大的环境和具体的文学的特点并非高度吻合的”，而将理学兴起作为背景完全是一种“照相馆的背景，什么具体文学都适用”的套路。但是文官制度，对宋诗理性的影响巨大，因为“宋代的诗人不仅是政治家还是学者”。
学术界向来有“宋调无好诗，好诗非宋调”的论调。11级中文系的彭华同学认为实则不然，她根据严羽“本朝诸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论断，从王安石的《明妃曲》和黄庭坚的《书磨崖碑后》出发看宋诗的情感和理性。
《明妃曲》夹叙夹议，叙述部分低回哀转无异于唐人笔调，并娴熟运用“翻案法”使议论更有力量.。“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反前人指责画工的论调，直斥元帝不明事理，枉杀无辜。而“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句，将昭君怨从咏史扩展到现实，并注入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明妃曲》既是擅用技巧也包含行道热忱，堪为宋诗理性和情感俱全的例证，而其余部分对前人作品习语和感情基调的晨曦，也是的作品情韵悠长”彭华如是说。
和王安石这样的翻案狂人不同，黄庭坚的议论非常平实。“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的收尾使得整首诗在凝重的气氛中收尾，绝无感情淡薄，诗意缺乏的问题。“喜欢议论不一定是诗歌的通病”。彭华总结道：“议论和情感的表达不一定会发生冲突。正如言志和载道并不对立。”
针对两位的发言，在座同学纷纷展开讨论，或提出疑问，或补充观点，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侯体健老师还强调了“理性不等于理趣”,“宋诗的特点是理趣而非说理”。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侯体健举了杨万里的例子,“正所谓，唐人笔下的自然是画，宋人笔下的自然是机智，为此，姜夔还曾用“处处山川怕见君”揶揄杨万里,可见理趣不是简单空洞的说理。”沙龙最后,侯体健敬告诸位：“常言道少年爱读唐诗，老年才爱宋诗，宋诗喜欢掉书袋，不那么容易懂，但我希望大家多读宋诗，欣赏这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