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过去30年里我们在资源环境保护和治理上走过的道路，这里当然是指全面的评价，其中到底是以“失败的教训”为主，抑或是也有些“成功的经验”可谈？就当下的流行观点来看，由于资源环境的现状的确很糟糕，进而也就可以以此来进行推定，那就是过多地牺牲了资源和环境，过重地依赖于量上的增长。这一点也曾经深得笔者认同，最简单的一个证据就是，西方国家的环境质量就比我们好很多，为何他们就没有牺牲环境来换取增长（当然，他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就改掉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比较以及结论似乎有点简单粗暴，为何呢？发展阶段不同使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国各地区实则无法在各种指标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包括环境质量的指标，这里可能的一种做法就是按照收入/人均收入等指标抽取横截面来做比对，譬如，在人均收入4000-5000美元上下时，各国/地区的环境污染情况，又譬如，在城镇化率到达50%左右时，各国/地区的环境污染情况，这样比下来，可能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要差一点，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不会太遥远（毕竟工业化阶段都不一样了）。如此看来，尽管生态环境质量不高，但我们的资源环境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见得很差了，即过去几十年的治理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至少是发挥了与西方国家早期环境治理相差不多的效果。
再退一步而言，上述的结果似乎仍有点自欺欺人，难道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我们就必须重复吗？至少我们可以吸取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啊？的确如此，仅仅做横向的比较对于解释我们的资源环境问题远远不够。就此，我们有必要加入一个纵向的比较维度，那就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评价资源环境治理的成效。粗略一看，也许这个问题过于简单了，基于长年累月的环境污染，难道现在的环境质量还会比过去的好吗？从研究的角度看，当然不能这样比了。如何比才比较科学呢？就是去除统计意义上的干扰后进行比较，比如最典型的是，将各种资源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因素扣除掉，然后再来看环境质量的平均水平，或者人均环境污染排放量等，按照比较规范的语言表述就是设置不同的情景进行比较。
这里主要可以设置四种情景，A1情景代表了较低的资源环境管制加低效的经济增长（比如计划经济），A2情景代表了较低的资源环境管制加高效的经济增长（比如市场经济），A3情景代表了较高的资源环境管制加低效的经济增长，A4最后代表较高的资源环境管制加高效的经济增长。
在这四种情景中，对于资源环境保护最有利的显然莫过于A4了，但较之于A1，实际上，A2和A3也都表示资源环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其结果都优于A1，这里面实则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才算是资源环境的红利，其实资源环境的红利既可以来自于严格的保护，也可以来自于高效的利用，应该说，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的确是通过改革（开放）提高了我们的效率，那么这样的效率实际上已经转化为我们在资源环境上的红利，那就是避免了当前中国陷入更为糟糕的资源环境困境当中。尽管我们在资源环境管制上尚有诸多欠缺，但正因为不断的“改革”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源环境的生产力，才让我们走出了A1的情景，进入了A2的情景，并为未来进入A4的情景做了相应的准备。
按照上述的理解，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西方的环境管制理论与实践大都无法在中国生效，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治理资源环境的出发点是较低的管制水平和较高的增长效率（A3），因此，如果从情景演变的角度出发，只能是从提高资源环境的管制水平出发来缓解环境污染的矛盾，即便他们依旧在推动经济增长，但这部分对于改善环境质量的效用已经不高了。由此，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够在上个世纪70年代顺利地启动环保主义启蒙运动，并继而很快地从政治、法律、社会以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出发形成对资源环境的有效治理。但对于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伊始，我们是处于环境管制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都较低的情景（A1），而启动改革了推动经济增长，因其较低的交易成本和较小的政策阻力而显然成为首选之策。
以上便是“改革”之与保护资源环境红利的一贯意义之处了，也是当下在全局“深化改革”对于建设美丽中国的价值所在。
注：今天的媒体报道，“韩媒抱怨中国雾霾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污染’”，这其实正是世界选择了选择中国，中国又选择了这条道路所必须承受的结果，所有的环境问题必然也是由中国和这个世界一起来解决，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世外。
（作者单位：中国足彩在线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