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城市的社会治理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个重要方法。在这方面，上海作出了积极探索。
比如，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的系统性文件成果出台后，围绕街区这一核心的城市治理单元，以社区代表会议和街道党代会为制度载体，以协商民主程序设计为撬动点，以党建引领为程序建设的政治目标，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复式协商民主机制。这个机制超越了简单的随机抽样方法困境，也避免了传统座谈会的“民意表达片面缺陷”。2017年，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进行“社代会”复式协商民主决策程序的嵌入；中国足彩在线，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尝试分层抽样与前后测民意问卷等多元化程序环节，将社区委员会的运作实体化，并建立详细的社委会和专委会协商规则。
具体而言，上海基层的协商民主治理呈现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基层党建超越内部党建路径依赖，形成了有效嵌入社会治理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任务日益重要，社会治理问题日渐复杂。基层党建的引领功能如何嵌入社会建设进程中，成为基层党建能否发挥引领功能的关键。此前，基层党建往往依赖于传统路径，即将党组织内部建设的方法简单外化到社会上，其结果是基层治理陷入“组织简单全覆盖”、“政治学习简单开会传达”和“政策文件简单送上门”的老三样。上海基层协商民主的程序建设，让党建议题与社会治理议题有机融合在一起，让党员干部与群众共同协商，有效避免了“两张皮”的困境。
第二，基层民意的多元化包容，建构了多数决策的认同基石。
在公共议题的形成过程中，如何实现多元参与是协商民主的一个关键。上海多个街区在实践社会主义复式协商民主程序时，在原有政治分配代表名额基础上，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让辖区内单位代表、商圈和楼宇代表、流动人口的代表、国际化人口的代表参与到街道党代会中来，为基层共治格局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三，科学化的协商恳谈和量化民意，构成了民主治理的基础。
在街区层面的社代会、党代会的会议流程中，把协商民主的关键环节嵌入进去，保证了协商置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在保证最大多数民意代表产生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恳谈的民主化环节设计，让民众有序协商、充分恳谈；独立主持人的设立，让干部和群众进行平等协商、公平恳谈；党代表与社代表一起讨论议题、分开表决，让党的引领聚焦民众需求，让民众参与成为党建基础。同时，会前会后的两套问卷，让民意更加集中，为精准决策提供大数据依据，也让不善于发言的沉默民众可以表达意见。
第四，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可操作化。
制度的可操作化基础，在于程序的科学化设计，在于参与方法的民主化供给，在于整个制度的模块化组装。上海在近年来的创新探索中，不断把“1+6”政策文件中提出的社区委员会实体化运作，避免了街区治理制度的碎片化；通过专业委员会的现代化设计，让社会共治中的专业资源和力量，聚集在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