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持续时间不过90 年，似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存在感不强的朝代。比如成吉思汗的本名孛儿只斤铁木真，知道的人就很少。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打败南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宋朝修史，说明元朝承认宋朝历史上的地位，甚至元朝的国号“大元”都是出自易经之中，而且就像历代朝代一样，他们仍用着汉语、沿袭帝制，所以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邱轶皓：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朝代, 其统治具有鲜明的蒙汉二元性特征。在统治政策的制定上, 既有对蒙古传统的继承, 又有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也有新的发展及演变。相较于其它朝代，历史上留下的元朝资料极少，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元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篇章。
值得指出的是，进入元代，宋代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勃兴，东西方交通臻于鼎盛。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元朝与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是宗属关系。合赞汗时期，伊尔汗国的驿道直通中土。《金史》有云：“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伊尔汗国统治者皆获得元帝册封，元朝赐之以篆有“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宝印。伊尔汗国奉元帝为宗主，对元朝遣使不辍。
与唐宋时期相比，元明时期的中国与波斯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更为深入，大量旅行家往来于两国，加强了双方的认知。中医、陶瓷、绘画等对波斯影响甚大，波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波斯语在元代是除汉语、蒙古语之外的第三种官方语言，元朝设立回回国子学、四夷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可以说，波斯语是古代除梵语之外影响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外来语言，也是古代汉语外来词汇的重要来源。波斯的苏麻离青与中国陶瓷技艺的融合，还催生了元青花。
统一的蒙古帝国解体后，作为其继承者的“四大汗国”之间，“黄金家族”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和各汗国之间同族情感的继续存在，使“汉字文化圈”和“波斯语文化圈”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交流非但没有随着政治的分离而终止，相反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并在蒙古在汉地和波斯的统治消亡之后仍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表现在：在这个时期的汉文史料中保留了大量借自波斯语的语汇；同样的，在13—15 世纪的波斯语文献中对于源自中国的记载，在数量和深度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想理解蒙古帝国权力的构造以及各行政部门的运作，惟有横向地参证、比较汉语、波斯语文献的记载，才能有切实的推进。因此，在当代蒙元史研究中，借助波斯语、汉语史料的对勘，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观察元代历史，避免因过度依赖某一方记载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交融最耀眼的舞台，浓缩了亚欧大陆漫长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进。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积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源头，而且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基础。但丝绸之路研究至今主要集中在汉唐时期, 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研究比较薄弱, 而元大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几乎无人涉及, 元大都在丝绸之路的关键性地位被遗忘。其实，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印证了元朝与波斯交往的兴盛。
邱轶皓：历史上，由于政局变动，中波政治联系时有中断，但贸易、文化交往不绝于缕。
公元1295 年合赞汗即位时，伊利汗国正面临着因长期内乱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三年后，合赞汗派遣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率船队出使元朝。此次遣使，除外交使命之外，还带有明确的经济目的，规模、所经历的时间均超过1291 年马可波罗自元朝返回时的使团，这是元─伊利汗国外交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家族是蒙古帝国背景下，具有典型性的海商世家代表。这个家族抓住了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后伊利汗国势力向波斯湾地区扩张的契机，积极与蒙古统治者合作以排斥异己，壮大自身力量。又凭借汗室“斡脱”的身分而晋升至伊利汗国的官僚阶层，成为一亦官亦商，且坐拥军事和海运实力的强大商业家族，控制了从波斯湾到南印度以至中国的海上商路。正因为如此，合赞汗选择了法合鲁丁作为出使元朝的代表。而且在这个时期，传统上从伊朗出发取道陆路穿越中亚的商路变得更加险恶，元─伊利汗国联盟之间的陆路联系事实上已被截断。作为对策，两者之间的海路交通变得活跃起来，此次出使也可看作是藉由海路绕开中亚、沟通元朝的一个尝试。
虽然此次出使在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帝国东、西部地区政治交往及海上交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法合鲁丁在后世的声名显然无法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究其缘由，或在于马可波罗的事迹得以凭《寰宇记》一书而广行于世，而对法合鲁丁及其家族最主要的记述，大部分出自同时期波斯历史著作《瓦萨甫史》，该著作以文笔华丽、风格晦涩着称，因而长期缺乏完整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法合鲁丁事迹的传播。
在元朝有多位类似的兼具斡脱商人、政府官员及航海家身分的名人，如已经得到很好研究的亦黑迷失、沙不丁、杨枢、马可波罗以及不阿里等，他们无不是首先凭借其航海才能及家族财力成为代表大汗私人利益的斡脱，继而得以出任一定官职。而出使海外的经历使其进一步获取了大汗的信任，亦成为其扩张家族商业地位的保证。这是因为在经济上，“波斯湾─印度洋─中国”贸易利润吸引他们频频南下大洋，而对大汗本人的依附性，则令其深深卷入汗室（通常位于帝国的北部）的政治纷扰中，这构成了蒙古时代海洋贸易家族的二重性格。
担任伊利汗国税务官的泄剌失人舍刺甫丁·奥都刺写的《瓦萨甫史》记载了这次出使，描述了法合鲁丁在中国境内以及元朝宫廷中的经历，提供了我们观察元成宗在位后期宫廷情况和“中卖宝货”的宝贵信息。根据《瓦萨甫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元朝在管理海外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时，亦据伊斯兰商业活动中通行之规定随时加以调整。而法合鲁丁所目击的元成宗及其侧近重臣的情况，也真实反映了大德六年(1302)以降，成宗怠于政事，宫廷中旧臣为之一空的景象。
邱轶皓：据黄溍《杨君墓志铭》所载，出使中的法合鲁丁在马八儿（即西洋）遇见了大德五年（1301）出海贸易的杨枢，遂与之同返元朝。而瓦萨甫关于法合鲁丁在汉地活动的记载，提供了元成宗统治中期外交和商贸活动的第一手信息。
法合鲁丁一行先到澉浦港，再赴庆元（宁波）办理相关手续。作为持有伊利汗令旨、玺书的使团，他们可以“佩虎符，乘驿马”，共获得45 匹驿马，所受到的接待规格远高于常例，并使用驿站系统在元朝境内旅行，由驿站系统的官员负责其日常的住宿、供给，一路被护送至大都，面觐元成宗。而法合鲁丁“将许多奇珍异宝及各色礼物进奉御览”时，便博得了元成宗的欢心。也正因为成宗本人表态首肯，才由“大珍宝库”据法合鲁丁的出价收购了他带来的珍宝。
《瓦萨甫史》称法合鲁丁在元朝居留的时期为“四年”。如此，他约于大德七年（1303）抵达元朝，至晚当于大德九年启程返航。在元朝境内的时间至多三年有余，所谓“四年”或为约略之数。他得到的赏赐包括敕书、牌符和珍宝，和当日马可波罗获赐之物大致相同。对完成出使任务的使臣（有时包括斡脱商人）进行赏赐，应该是当时元─伊利汗国外交礼仪中的惯例。
元朝护送法合鲁丁返航的船队由二十三艘“船”组成，这仅仅是构成船队核心的“巨舶”数目，体积较小的“私舶”则未计入。比照马可波罗离境时的船队规模加大近一倍，由此可看出前者地位更高。不幸的是，元成宗与合赞汗的使节，以及法合鲁丁均在返程途中去世。
从法合鲁丁出使可以看出，元成宗、合赞汗时期彼此呼应的种种举措，显示出海洋贸易圈内部的统合，表现为对外交和通商的兴趣超过了直接的军事征服。蒙古人不仅成为航海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成为了这个海洋贸易圈中最重要的干预力量。跨“东亚─印度洋─波斯湾”海洋贸易圈的成熟，具有其超越政治、族群、地域边界的一面。实际上，它是通过元朝、德里算端国、伊利汗国、也门的剌速黎王朝，及埃及的马穆鲁克算端国等一系列政权之间的合作共同实现的。
文/ 傅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