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此前的汉学研究被称为“前汉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汉学成为一门显学，并且换了一个名字——中国学，更注重当代时事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
汉学是以他者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德文中汉学(Sinologie)和中国学(Chinakunde)有一些区别。Sinologie是指对中国古典历史文学文字的研究，而Chinakunde更多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科学演变的缩影图。汉学在德国的发展，要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他的从中引介，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科学知识，修订历法，同时也传播了东方文明，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可谓居功厥伟。
李双志:在明末清初大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汤若望与利玛窦、南怀仁(比利时人)并列，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用西方人的话讲，他们都是有幸进入“龙椅的影子”范围之内，可见其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之大。
1697年，德意志土地上最伟大的一位学者戈特佛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Leibniz)出版了《中国近事》，这本小书是他与当时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之间的通信集，他在此书所写的前言中表达了对欧亚大陆另一端发达的华夏文明的钦慕与向往，并热切期盼中欧之间在精神领域中“互通有无”“:不论如何，有鉴于我们当前的道德堕落已发展至无可量度的境地，我觉得几乎有此必要，让中国人派遣传教士到我们之中来，教会我们采纳并笃行自然神学，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去传授他们天启神学一般。因为我相信:若我们选出一位睿智之士来做评判，不是判女神们谁最美，而是判哪个民族最优秀，那他没准会将金苹果给予中国人，假若我们不是在一个超出人之界限的方面，也即神所恩赐基督教方面超过了他们的话。”这本小书见证了中欧文明在明末清初的交汇与互动，也记载下了(当时尚未形成统一国家的)德国与中国最早的一次文化接触。
莱布尼茨“取法中国”的呼吁，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欧洲十八世纪这一启蒙时代的中国热的序幕。但遗憾的是，在德意志的国土上，愿意响应莱布尼茨的号召，继承莱布尼茨的精神而往返中德“传教”者却长期缺席。此后两百年里，虽然德意志各邦国也不乏对中国文化满怀憧憬的文人雅士，但他们了解和感受中华文化的渠道却无一例外地是英法译本或这些译本的德译本。
起步甚早的德国在汉学研究方面却一直步履蹒跚，这种贫瘠寒酸的情形在十九世纪末才发生了扭转。1878年，莱比锡大学设立了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汉堡大学前身)成立了汉学系。1912年，柏林大学开设了正式的汉学教授职位。继这些大学之后，法兰克福、哥廷根、波恩等大学亦相继跟进，纷纷成立了汉学系。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德国大学正式建立。
李双志:从19世纪后期，德意志出现了一代杰出的学者，如莱比锡的孔好古(AugustConrady)和甲柏连孜(GeorgvonderGabelentz)柏林的格鲁贝(WilhelmGrube)筚路蓝缕，在语言学、风俗学和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同时，德意志帝国这一时期在海外殖民地上的野心直接促成了德国汉学的强势崛起。但是，学术机构与学术群体本身有着超越于殖民远东的欲望之外的使命感:打破中西对彼此的偏见与成见，平等地交换、共享彼此丰富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宝藏。汉堡第一位汉学教授福兰格(OttoFranke)就呼吁消除中欧之间的精神隔阂，在中欧交往中放弃种族优越论而追求“一种拓宽了形式的新人文主义”。而孔好古更明确地指出:“中国人必须认识欧洲文学
......反过来，我们也必须努力跟随中国人走入他们写下理想的地方，即走进他们的文学中。”
于是乎，以研究中国的专业队伍与专门机构为重要的机制框架，以他们所倡导的译介、了解、沟通的文化交流实践为重要的行为模式，从1890年左右至纳粹上台前夕的1930年，德国出现了一个传播与接收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尤其值得瞩目的是，这一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学术界与文艺界之间的积极互动。对东亚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德国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不仅作为接受方来阅读汉学家们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并从中吸取灵感，也自己动笔参与了翻译和改写，促成了更进一步的文化交融与创新。汉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与互彰互惠的罕见局面。比如汉斯·贝特格(HansBethge)发表于1907年的《中国笛声》既呼应了汉学界对唐诗的译介，也激发了不少德国诗人如克拉邦德(Klabund)和布莱希特对李白、杜甫的惺惺相惜之情，而奥地利音乐家马勒受其触动，创作了《大地之歌》。一时之间，从莱茵河畔到多瑙河畔，众多德语文学的精灵都在传递来自遥远中华的笛声，堪称中欧文化交流一大盛况。这股浓郁的崇华之风不同于十八世纪那个以儒家德治理想为核心的中国接受热潮。除了中国古诗的流行，还有长期被儒家光环所遮盖的道家玄思在这一个时代焕发出迷人的异彩。庄老之名也成为一代德国哲学家与文学家乐于念诵的名字。不论是作家黑塞、布莱希特还是心理学家荣格和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都深受道家学说吸引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或思考中。可以说，这一时期德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多方位认知和创造性吸收已经超越了莱布尼茨当年的设想。不是自然神学，而是文字的吉羽与思想的灵光作为中华文明的精华在德国的大地上播撒并萌出新芽，开出奇花。
创造这场盛景的主要力量，就是那些精通中国文字并竭力传递中国文化精要的汉学家们。有赖于他们的热情与勤劳，中国文字与思想的魅力才得以征服和启发这么多德国文人，又通过他们涟漪般铺展向整个欧洲、整个现代世界。他们走进中文世界又让中文世界走进德国及欧洲人心中的传奇经历，
实在值得追忆、体味和铭记。他们为传达汉字承载的文采意蕴而苦心经营、锤炼母语的翻译往事，也值得回望、研读和借鉴。
目前，德国在国际汉学界相当活跃、与法、英、美、加等国同居于领先地位。沃尔夫冈·顾彬教授(Prof.WolfgangKubin)认为: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重建了被纳粹摧毁的汉学，但没有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他们都多次访问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李双志:一代代不以高论哗众而于静默处持久耕耘的译者，延续了德国汉学沟通中西的使命感和传统。他们让我们可以像三百多年前的莱布尼茨一样期望，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文化之邦，将在精神领域里，在文学与思想的交汇处，跨越种种障碍，相遇相知，共同领取优秀民族的金苹果。
第一代中有三位杰出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helm)、库恩(FranzKuhn)和福尔克(AlfredFroke)。卫礼贤和库恩作为中文德译的两座高峰，展示了德国汉学在巅峰时期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辐射力。尤其是卫礼贤对群经之首《易经》的德语翻译，更是中华典籍外译史上的空前壮举与标杆之作，以致众多后出的其他语言译本都要参考此译本甚至直接由该译本转译。库恩所译《红楼梦》和《金瓶梅》等明清小说在德国至今畅销不衰，也曾引来欧洲其他国家的译者效仿以致挪用。福尔克的成长经历在第一代汉学教授中颇有代表性，先追随德国外交官员到中国驻留多年，归国后才投身汉学研究，从此专心治学心无旁骛。他译介《论衡》，写出了德国汉学扛鼎之作的《中国哲学史》，获得欧洲汉学界第一大奖儒莲奖。
第二代经历了纳粹政权的暴政、战争年代的动乱、冷战岁月的波折、学术生态的多变、资本市场的裹挟，所幸他们始终不为外部风云所动而在汉字世界里继续沉潜吟咏，为传达中国文化的精深美妙而孜孜笔耕。代表人物德邦展示出比较诗学的开阔视野，留下了比较研究的重要著述。
对第三代而言，中国日益崛起，中德交往日盛，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中国的兴趣在今日德国乃至世界都非往日可比。然而文化沟通却还有待他们的更多努力，尤其需要不带偏见和谬论的真诚使者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来回连通。
文/傅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