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好读些闲杂书，后来再回想，才意识到其中好些都是“历史书”——戴海斌如此讲述自己与历史的邂逅。加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民国热，让他对一些畅销的民国学人传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学时期，他开始了自己的史学生涯。但那时，历史对于他，也不过仅仅是爱好，没有太多的专业意识。
与很多早早就确定了研究方向的学生不同，在自己的本科生涯中，戴海斌一直坚持放眼读书，不给自己设定过窄的范围，为自己铺垫知识和阅读量。回过头来才体会到，当初的做法使自己在进入专深领域的研究后，受益颇多。不断的阅读也让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在研究生期间，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近代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用在戴海斌身上格外贴切。
戴海斌说，他所研究的问题，也都是来源于日常的阅读。从阅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是他所推崇的研究方法。方法虽无优劣可言，他认为，相比于有计划性地悬问题而搜材料“，读书得间”更能做出好的研究。
戴海斌的研究重点是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时间集中在晚清时期。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对这段历史的好奇与关心;另一方面，彼时的中国发生了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入了所谓“近代”，古今中西之变，于此为烈，并且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仍然还处在持续的“近代化”或“近代不化”的过程中。他认为,为了理解今天,有必要追索渊源、回溯前史。
中国学术传统中一直有“人物”刻画“时代的风气,不过后世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凸出“问题本位”的史学研究,已渐不以人物为当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全然不见“人”的踪影。而在戴海斌的研究中,“人”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戴海斌的《晚清人物丛考》一书中,收录了他博士毕业以来,写作与发表的文章,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文章,“直接以人物为主题,或借由人物切入讨论某一问题”,以人系事”,“因事见人”。这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于历史中“人”的态度。
戴海斌的学术道路的走向,受到近代史研究大家茅海建老师很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对待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即实事求是——史学研究应该是平易的事情，材料的、史实的、说明的，循序做去，而不要把它玄学化、神秘化。戴海斌借用陈垣先生的话:“考证为史学之门，不由考证入者，其史学每不可信。彼毕生盘旋其门，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不由其门而入者亦非也”。一直以来，他通过整理和研究晚清时期旅华日本人书信、日记等史料，内外文献互证，对近代重要史事进行补充、修订甚或改写，就是他对待历史和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清人章学诚讲“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茅老师就像他的老师陈旭麓先生一样，学术取向非常开阔。陈先生培养了很多今日看来非常有成就的学生，究其学术底色，都受到陈先生治学精神的深刻影响，而他们的研究领域、学术风格却很多样化。戴海斌说:“我想现在的学者，也不必要以门户自限。陈先生、茅老师、包括我受教过的很多老师，教给我对待学术要有鉴别和判断，同时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平淡”，是贯穿戴海斌学术生涯的一个词。对于研究中的困难，他说无论是前辈还是同龄人，谁都遇到过，但这些困难都过于个体化，便不足为外人道，也坦言自己也时常处在与“畏难”情绪斗争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学术成就，他说自己只是继承传统，做一些史料扩充、史学拓展的努力。
2018年12月，戴海斌被评为2018年度“上海社科新人”。专家推荐意见上写道“:该同志对于
学术史有自己的理解，视野开阔，能把握前沿，但不盲目追随潮流，力求在承继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独立、传承、创新，这或许是对于“平淡”的戴海斌最好的褒奖。
戴海斌说:“我想我所努力的，只是先求‘入门’，然后一直能够‘走在大道中间’。并时时记取所从事者乃‘为己之学’，勿忘己徇人，而流为乡先贤章实斋所讥‘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