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政坛上经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和哲宗绍述等政治变革的动荡时期，各个集团为了政治问题互相攻讦。因此，水火不相容的两派在极力网罗力量时，主要是着眼于“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于是黄河的治理问题也成为不同政见者争论的热点，一派主张东流，则另一派必主张北流。
纵观历史，北宋前期对黄河的防治，应该说是相当尽力的，多次全面修缮黄河下游河道的堤防。但河患最终未能减轻的原因：一是汉唐以来黄河下游河道流经已近千年，由于长期没有决口，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河床日久淤高形成悬河，如棣州“河势高民屋殆逾丈”。
二是黄河下游河道自孟州以下原为宽堤，洪水可在堤内游荡，但是到了下游澶（今河南濮阳市）、滑（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城）一段两岸有山体约束，河道最为狭隘，上游洪水到来，至此壅水，极易溃决。所以宋代前期河决大多在澶、滑境内。总之，由于自然原因，北宋前期河患频繁实属不可避免的事。
北宋历史上所谓东流不仅指嘉祐五年决出的二股河，也包括横陇故道和京东故道（即唐代以来大河，因流经宋代的京东东路而名），就是东北流经今山东、河北交界地区，至渤海湾南岸入海的，都称为东流。三次北流流经的具体地址虽有不同，大致上都在今河北中部滏阳河以东、南运河以西的范围里游荡，所谓“东行至泰山之麓，则决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则决而东”。
东北流之争第一阶段是庆历八年（1048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但由于朝廷中对治河措施看法不一迟迟未能下决心治理。期间，欧阳修反对复河东流，认为“唯有疏浚北流之海之道，使之下流畅通，是为最适宜之策。”欧阳修之言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却因为“时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议，疏奏，亦不省。”
东北流之争第二阶段是嘉祐五年（1060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疏浚二股河“以纾恩、冀之患”。但两股分流没有使黄河得到安宁。司马光主张塞北流而主东流：“（张）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宰相王安石主张塞北流回河东流：“塞北流而主东流，（司马）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最终于熙宁二年（1069年）闭塞北流，但未几黄河即在堵口南面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熙宁四年七月、八月、十月黄河屡屡决口，到熙宁五年四月塞北流河道上诸口，东流二股河成。六月又于大名府夏津县决口。可见东流并不像主东流者所讲的那么安全，是塞北流以来，黄河从未安宁过。
东北流之争第三阶段为元丰四年（1081年）至元祐八年（1093年）。宋神宗维持北流，反对回河东流。太师文彦博力主东流。范百禄、赵君锡的实地考察与北流通畅的报告，朝中大臣中大部分已经知道大河不可再回为东流。但掌权的文彦博、吕大防等不顾事实，不顾河患之重，仍一味坚持东流。吴安持再度兼领都水使者，从之，河行东流。
东北流之争第四阶段为绍圣元年（1094年）至北宋末。因各方互相攻讦，时河工荒废，“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济。”人民深受其害。直至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司杜充为阻金兵南下，人为决堤，遂使大河东南夺淮入海，开始了七百余年黄河夺淮的历史，黄河东、北流之争也就此告终。
综观有文献记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北宋固然是一个河患频繁的时期，北宋以前的西汉、北宋以后的元明清都是河患非常严重的时代，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很大，故历代王朝对治河均极为重视。历代治河方略都会在朝廷中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如北宋那样，对治河不同意见的争论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治河策略的反复如此之大，与当时政局的动荡变化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实属罕见。
如果当时在朝诸臣能实事求是对待治河，修缮北流沿线堤防，加强防守，北宋一代河患不至于如此严重，河北人民也不至于长期陷于颠沛流离之苦，北宋王朝的倾覆也可能稍延时日。（本文由陈沛雪 据《北宋黄河东北流之争与朋党政治》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