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武汉2月9日专电(特派记者宰飞)战争,在这里不是一个比喻。我们的敌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抢先发动进攻,动用了无数诡谲的手段。而我们面临着一场必须打赢的阻击战。
支援的队伍一拨又一拨冲上来。7日夜,来自上海的中山医院医疗队抵达前线武汉。一天后,他们即将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的两个重症病区。
从抵达,到战斗,留给医疗队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此刻,战场形势如何,我方阵地坚固吗,弹药充足吗,伤员病情稳定吗?对于上海医疗队,这些信息还是未知。
兵家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们必须在一天内,摸清敌我双方的情况。准确地说,不是一天,而是在几小时的换防时间内,了解一片陌生的战场。
2月8日,上海医疗队的护士团队在熟悉工作区域。 解放日报社特派记者 赖鑫琳 摄
“如果我说话思维混乱,请谅解”
8日傍晚,武汉天气阴冷。在人民医院7号楼一个房间里,除了沿墙壁摆满的椅子外,没有任何陈设。换防会议就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举行。
房间四周,分别坐着四支队伍——当前驻防的人民医院,以及前来支援的三支医疗队,他们分别来自陕西、山东、上海。
这支上海医疗队共136人,其中30名医生、100名护士、6名行政人员,他们全部来自于中国足彩在线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第一次进入未来的战场,本想合个影,但疫情迫在眉睫,队员们说,等等吧,等过一会换防会议结束了再拍。
在换防会议上,人民医院一位副院长说,过去十多天,每天最多睡2个小时,“如果我说话有停顿,或是思维混乱,请大家谅解。”说话间,他不时咳嗽一声,显然疲惫已极。
每个医疗队接管2层病房,共80张床。“山东医疗队负责5号楼8楼、9楼两个病区。陕西医疗队负责3号楼10楼、11楼两个病区。”人民医院一位负责人读着笔记本上的任务安排,停下咳嗽了两声。
“中山医院,负责5号楼11楼、13楼两个病区。”负责人接着给上海医疗队分配了任务。
上海医疗队领队——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和他的战友们听到11、13两个数字,有些疑惑。“两个楼层不连着?那12楼呢?”有队员问。他们的疑问很自然,因为刚刚山东队和陕西队的两个病区都在相邻楼层。
在战场上,任何一个细节疏漏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朱畴文立刻想到了许多问题,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如何管理?两个病区的医生、护士能互通吗?如果不能互通,他们之间如何应援?
人民医院的一位副院长解释说,12楼现在仍由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坚守,他们不愿撤出来。好在,11楼和13楼之间,医护人员穿防护服是可以互通的。
摆在医疗队面前更大的难题是氧气压力不足。一般情况下,医院需要使用氧气的患者数量不多,但这段时期,大量新冠肺炎患者需要同时吸氧,平时能够满足需要的供氧系统,这时候压力就不够了。疫情发生后,武汉不少医院都遇到了氧气压力不足的问题。有些医院已经在改造,人民医院还在想方法。
战斗将开始,不问清楚怎么行?
人民医院5号楼11层,这是中山医院医疗队第二天将要接管的地方。狭窄的过道里,一下子挤进了八九位普通话、上海话混用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查看每一间房间,清点每一样物资,把问题一个个抛向负责移交的人民医院同行。
勘查战场、与驻防的战友对接,这是中山医院医疗队投身战斗前的最后一步。他们需要尽可能了解战场和敌方的一切情况。
病区里通道狭小,人民医院原本只打算让每个医疗队派4名负责人来看一下,再转告其他同事。但中山医院的同事都觉得,光听人说怎么说得清,不亲眼看到怎么作数?在他们的坚持下,勘察场地的人员增加到了八九个。
人民医院的本意是让换防的战友过来认认门,熟悉一下场地。可认真的上海人要把一切都问清楚。时间太紧了,第二天他们就将在这里战斗,己方和敌方的状况要尽快摸清。
这里和上海有太多不一样,战时又与平时有太多不一样。中山医院医疗队队长、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罗哲将要统管11楼、13楼两个病区,他需要向此前负责这个病区的人民医院王继春主任问明很多情况:11楼怎么去13楼?消防通道在哪里?患者入院流程是怎样的?现在两个病区里共有多少患者?有多少重症?重症患者能不能转到ICU?医生、护士的休息室分别在哪里?……
罗哲等几位医生跟着病区主任,而潘文彦、郑吉莉两位护士长则围着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长提问。防护服在哪里穿?医嘱系统怎么用?药是护士取还是有人送?面屏和护目镜同时戴吗?……她俩一边问,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
当医生、护士们在11楼了解战场的每一个细节时,作为这次战争的将领,朱畴文在楼外盘算着如何用好手上的兵——100名护士和30名医生。几人排一班好?每班几个小时?早上7点还是8点上班更合适?人员休息怎么安排?
直到晚上7点多,中山医院一行人才离开病房。
这时天色已暗,华灯初上。来时说要拍的那张合影,最终还是没有拍成。
新的战役第二天就将在这里打响。也罢,等黑暗过去,等迎来灿烂的光芒再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