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一份重要、丰富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宝贵遗产。
在大多数人中，流行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读书方式，一是应试读书，另一种则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后者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经没有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即使是在校大学生，一头栽进休闲阅读状态的也不在少数。
举个例子，如果要历史系学生说出一两种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书，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万历十五年》作为回答。如果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他们往往会答复，它与他们所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论著都很不一样。
但如果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很不一样”，或者要他们回答，本书蓄意围绕着1587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年份，去叙述崇祯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
这时，他们的回答大多会变成一堆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说阅读只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或许还不能算是太过头。
为了有效地抵制阅读与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我感到有必要，在读书活动中提倡一种既使人赏心悦目、又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
它与应试式的读书方法很不相同，却完全可以促进应试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应试阅读可能产生的各种负效应，比如灌输教育带来的被动学习，成绩优秀但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僵化的应对模式、只注重表达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
这是人们应当更长久地坚持的、更可靠的读书方法。从这一点出发，很值得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人怎样读书。
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涵义，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的。古人读书的方式是：诵、录、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
诵。“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如黄庭坚五岁已经能背诵五经。成诵主要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录。“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且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
校。“校”即校勘。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作出一种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
疑。“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疑的过程，是由约而博、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有疑故而要发问，有问然后才有学。
入味。所谓“入味”，是我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间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朱熹）；“弄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黄庭坚）；“睡余书味在胸中”（陆游，诸说俱见《潜邱札记》引）。
“大其心”而“使自得”。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是说读书“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实着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朱熹）。完美实现这一过程，关键在于要保持一种平心易气（即气度舒坦、平易）的精神境界。
古人读书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精读”特别有启发。我们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必用精读的方法来对待每一本需要看的书。很多书，只要大体翻一翻就可以了。但是，根据各人的不同需要，选择几种或十几种最重要的书籍来精读，我想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具备了起码的精读经验，泛读、速读，甚至“随便翻翻”，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缺少了对精读的体验，也就很难说真正学会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