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凌晨5点，距洛斯阿拉莫斯小镇南部230英里的沙漠，奥本海默非常紧张。离核爆试验开始还有30分钟，而他们已经为这一天投入了3年、二十亿美元、十万余人。
漆黑的沙漠中，一个橙黄色火球冲天而起，白色亮光在刹那间倾覆穹窿。那道白光是如此明亮，点亮了整个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宛若白日重现，仿佛千阳业火。
在新一天的曙光降临地球的几分钟前，原子时代开始了。
奥本海默开启了核武时代，而奥本海默的命运，就是他创造出的这个怪物的缩影。
8月30日，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上映。银幕之内，观众们以奥本海默的视角，重返洛斯阿拉莫斯小镇，通过视觉语言再领略物理的美丽与奥秘，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里、科学与政治的狭缝中，感知这位天才的命运与波谲时代的纠缠。
人物：天才们的群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余年，正是一个属于物理学的神话时代：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量子力学的先驱者们在这个时代逐一登上自己的舞台，创造了科学史上一段令人神往的佳话。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第12部电影，同时也是他的首部传记电影《奥本海默》，正是一场关于这些名垂青史的天才的视觉盛宴。
基里安·墨菲饰演的奥本海默，身形颀长瘦削，有着一双明亮深邃的蓝眼睛，身着灰色西装，打着一丝不苟的领带，足蹬锃亮的皮鞋。第5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汤姆·康蒂饰演另一个重要的角色——爱因斯坦。提到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就不得不再提影片中的另一位量子力学先驱——海森堡。作为史上最年轻的诺奖获得者之一，海森堡的量子力学理论深深吸引着奥本海默。然而，政治立场的不同使往日共同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惺惺相惜变成了一场残酷的科学军事竞赛。
通过《奥本海默》，导演诺兰试图将这样一个属于物理学家们的世界带给观众。
特效：量子论的奇观
《奥本海默》是一部以物理学家为主视角的传记电影，但其剧情的主线和核心则是原子弹的“横空出世”。
影片中，诺兰试图将量子力学视觉化。他选择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用汽油、丙烷与其他燃料的混合物制造真实的爆炸，再通过铝粉和镁增加亮度模拟核爆的闪光，使核爆的场面尽可能接近真实。
对诺兰来说，从最小的量子到最大的宇宙尺度，在这种微观与宏观的转化与相互作用中，存在着毁灭一切人与一切物的力量，这就是量子论最令他着迷的地方。
命运：云谲波诡的时代
《奥本海默》不仅呈现了一个物理学家的一生，更展示了人物命运背后一个复杂、诡谲、广阔的时代图景，交织着政治与科学、个人与时代的博弈。实际上，与其说诺兰试图探讨物理学家如何改变世界，倒不如说电影是在借用奥本海默探讨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是怎样在科学与政治、野心与良心的夹缝间辗转求生。
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时，他的对手海森堡也在德国南部进行他的实验，然而由于计算错误以及资源紧张，德国的核弹制造计划失败了。讽刺的是，虽然在原子弹研发上，奥本海默是成功的，海森堡是失败的，然而，在接下来的人生里，两人的处境又发生了奇妙的逆转——核武器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奥本海默本人陷入了道德困境，而在美苏竞争的大环境下，奥本海默又因为过去与美国共产党的联系被指责为“包庇苏联间谍”“共产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而二战结束后，海森堡则并未因服务于纳粹德国受到追责，甚至还参与了德国的战后重建工作，成为和平科学的国际代表人物，在物理学界仍享有显赫荣光。
虽然每一个人都承认核武器是危险的，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使用了它——因为它不仅只带来危险，还有“利益”。辩护者们曾这样下判断——“核武器会带来绝望，也会带来希望”。
核武器结束了二战，但也正是这种威慑，在二战后带来了新一轮的战争——冷战，而这也是奥本海默后半生悲剧的正式开端。在政治的舆论场上，他从美国英雄沦为了叛徒。而在了解到日本战后因为辐射病深受折磨的人时，他也深陷自责，每次谈到那些死去的平民，他总是饱含内疚。
奥本海默的魅力不在于其头脑之出众、功业之伟大，而在于他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家：他在自我的创造物、公民的身份、生而为人的恻隐之心与云谲时代的紧张关系中自我撕裂却又无比深邃的灵魂。
银幕之外：未完的故事
量子力学黄金时代的天才们昙花一现，随后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留下的是由一个个崭新理论垒建而成的物理学大厦。而核武器的故事却还在续写着，属于核武器的链式反应，远远没有结束。
然而，即使日常逐渐步入正轨，原子能的发现与核恐惧还是深深刻印在当时人们的文化印像中，并影响了50-60年代世界电影的发展历程。以“诱发生物变异”为题材的电影受到大量关注，例如《X放射线（Them!)》《狼蛛（Tarantula）》《地球大战蜘蛛（Earth vs the Spider）》《弗兰肯斯坦》《哥斯拉》等。
对核的警惕与恐惧散布在战后的世界。尽管随着时间流逝，大多数人只能从文书或影视等二手资料了解核能的恐怖，被驯服的核能也似乎从失控的武器转变为造福人们日常生活的核电站。然而，在1986年，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小镇的居民以及所有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亲历者又再次回想起这种被支配的恐惧。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再次将切尔诺贝利的记忆与教训唤起——而这一次，那些放射性物质却并不是被石棺封印起来，而是在2023年8月24日，被排入大海。广岛、长崎事件埋藏在日本民众心底的核殇——那些忌讳、憎恶、恐惧与噩梦，在78年后，随着海洋的周期运动转嫁全球。
今天，有人以敷衍塞责的态度对待核的责任，有人热衷于以或平淡、或新奇的口吻，泛泛探讨核武器的杀伤力，仿佛置身事外。而有些人甚至大肆鼓吹核武器，刻意软化、淡化核大战的恐怖结果。他们不过是踩在累累尸骸与森森白骨上，占据着想象出来的“安全”制高点，享用着血泪与生命堆砌出的和平。
当对核武器的讨论已经日常化、庸俗化，仿佛它可以与任何一种具有大杀伤力的常规武器混为一谈时，我们应该想起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充斥着威慑、暴力与血肉生命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