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是一种在全世界拥有广泛读者群体的小说类型，自从爱伦·坡1841年创作《莫格街凶杀案》，开启了这一文学类型以来，福尔摩斯、亚森·罗苹与波洛等人的侦探或侠盗故事就被反复讲述、不断流传。而在中国，侦探小说则是一件文学“舶来品”，张坤德1896年在《时务报》上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标志着侦探小说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从此之后，侦探小说在中国经历了由翻译到模仿、再到原创的本土化历程。在爱好阅读侦探小说的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战玉冰看来，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关联到现代都市的发展、文学翻译的引进、理性精神的弘扬、司法正义的实践乃至民族国家的想象等众多复杂问题，而对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发展的研究，也可以构成我们观察、理解并想象现代中国的一个有趣视角。
从公案小说到侦探小说
中国古代就有公案小说，关于包拯、狄仁杰、展昭、黄天霸的“清官”与“侠客”书写承载着一代代传统中国人的正义想象。但战玉冰认为 ，“包公案”虽然和“福尔摩斯探案”共享着类似的罪案题材，但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仍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类型。比如公案小说中往往混合着武侠、志怪等文学元素，但侦探小说却将科学理性与无神论作为世界观基础，且两种小说类型从叙事模式、审美趣味到文学观念，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中国侦探小说在发展之初，更多还是受到了西方同类型小说翻译的影响。比如中国本土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名叫《中国侦探：罗师福》，其中就包含了“师从福尔摩斯”的意思。甚至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两位中国本土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和孙了红，他们的代表性作品“霍桑探案”和“侠盗鲁平奇案”，最初在报刊连载时也分别被称为“东方福尔摩斯探案”与“东方亚森罗苹探案”。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就是对西方侦探小说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战玉冰也强调，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也深刻影响了这些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理想君子人格、墨家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传统家国文化情怀，乃至明清小说中的“侠盗”传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国早期侦探小说，构成了其“中国性”的独特面相。
史料的梳理与历史的重建
在撰写《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后文简称“史论”）的过程中，战玉冰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28位侦探小说作家的侦探小说创作、评论及翻译情况，其中既有程小青、孙了红、俞天愤、陆澹盦等中国侦探小说创作名家，也包括刘半农、张天翼、徐卓呆、王度庐等知名“跨界”作者，其作家作品地域分布遍及上海、江浙、京津、岭南、台湾、“伪满”等全国各地。其中搜集和整理的相关原始材料包括183 期的侦探小说杂志（其中包括了三种侦探小说专门性杂志与六期杂志的“侦探小说专号”）和近四百种侦探小说单行本（包括创作和翻译），以及大量刊载于民国其他通俗文学杂志、新闻报纸副刊和小报、游戏场报上的侦探小说创作或翻译，涉及到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创作与翻译作品超过两千部（篇）。
在对史料进行扎实梳理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史论”重建了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发展的文学史框架：在晚清时期，侦探小说借助文学翻译进入到中国，并引发了中国人第一轮的侦探小说热潮，甚至在刘鹗《老残游记》这样的“谴责小说”中，福尔摩斯就已经进入到了老残及其好友们的日常话语表达之中，只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是翻译更胜于创作；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海等现代都市中市民消费文学与阅读市场渐渐形成，特别是1923年中国本土第一本侦探小说杂志《侦探世界》的创刊，标志着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第一次发展热潮的到来；后来随着战争局势的加剧，中国侦探小说发展一度陷于低谷，虽然汪剑鸣、艾珑等新一辈作家仍在坚持侦探小说的创作，但整体局面不如20年代；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上海光复之后，中国侦探小说创作才迎来了短暂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并且呈现出了较之过去更为多元的发展可能，比如更具动作性的“侠盗”故事、受欧美“黄金时期”侦探小说影响的新型风格，以及间谍小说的创作热潮等都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而后者更是可以直接连通至50年代的反特小说，构成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史的一条发展伏线。
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现代性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发展与同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现代都市的形成带来了出版、印刷、图书、杂志、报纸等文化事业的发展，现代教育更是为这些文学文化产品培育了现代读者与消费市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民国侦探小说的中心会在上海？江浙地区的经济富庶与教育基础为上海培育了大量的潜在作者，而当这些传统文人与现代文学生产体系（报纸、杂志、图书、电影）相遇，就会形成通俗文学创作的热潮，而民国侦探小说正是这股文学热潮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天笑、程小青、赵苕狂、姚苏凤等民国侦探小说作家都有着从江浙到上海谋生，后来投身文学事业（成为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电影编剧等）的人生转型轨迹。
与此同时，现代都市中的报纸、摄影术、电影、电话、电报、广播、现代邮政系统、现代消防系统、现代城市街道与交通等新兴事物也进入到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们的笔下，构成了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之间又一层的密切关联。更进一步来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其对于科学、理性、法制、正义等现代观念的弘扬，侦探成为了当时中国读者心目中的理想现代人物形象。消闲与启蒙的复杂辩证，一直贯穿了整个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