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陈特老师通过对“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和“经典文学”三个概念的剖析，揭示了经典背后的权力问题，以及他对金庸与刘慈欣作品的独到见解。
武侠小说与娱乐生活的关系。以汉赋为例，对现代人而言可读性较差的汉赋，对于汉代人而言则是重要的娱乐产品，因为当时的贵族公卿浸淫在政治化解读《诗经》的氛围中。相似地，在娱乐范式单一的时代，武侠小说的首要功能是娱乐大众。而在如今娱乐方式多样化的时代，以抖音为代表的碎片化信息在人们精神虚弱之时轻易地入侵大脑，武侠小说的读者便慢慢减少了。然而，如果武侠小说只有通俗娱乐的一面，实际上不具有足以支撑其成为经典的养分。
在界定通俗文学的概念时，首先把“雅”作为“通俗”概念的对立面。然而雅俗实际上是价值判断，并不是事实判断。因此，这种方法难以清晰定义通俗。
“为人-为己”才是理想型框架，通俗文学更多考虑为人、为读者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金庸的小说是比较典型的通俗小说。金庸的主要身份并不是职业文学家，而是一个报人。他通过办《大公报》《明报》获得大量资产，一边发表社论，一边写小说。《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结局的改写，就说明金庸作品中“为人”的一面。
然而，在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后，金庸并不止步于通俗作品，而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走向经典。因此，他的后期作品《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便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境界，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鹿鼎记》之后金庸封笔，转而大规模修订之前的作品，部分革除了小说中“为人”而通俗的弊端。然而这种修改并不会造成作品整体境界的明显改观。因此，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后期的三部作品，我们依然可以将金庸小说视作典型通俗小说。
文学是一个集合，一部部作品则是集合中的元素。类型也是一个集合，文学作品根据其所属的类型得到解释和定位。而经典作品是超越类型的。
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在受众的角度上属于通俗文学，但从“为人-为己”的角度，他的作品融入了大量个人思考，因而是高度个人化的。刘慈欣不是职业作家，却高度自觉地训练自己的写作：他的短篇小说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如《赡养人类》是“悬疑+黑帮”，《镜子》是“官场+悬疑”。《三体》则是短篇小说写作经验与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引用金庸在《笑傲江湖》里的话，就是“一招包一路”。一部作品可以同时属于多种类型。我们要利用类型来更好地理解作品，而不是被类型框住。
科幻能够生动地展演思想。刘慈欣一方面高度尊重人的心灵中的不同部分，一方面也探讨了心灵与肉体的问题，即生存在一个残忍的世界里，必须克服心灵中那些美好而脆弱的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刘慈欣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他的高明处就在于不同的小说中有不同的呈现。如果一定要刨根问底，他本人或许没有那么重视脆弱而美好的东西，但他不忘告诉你脆弱的东西很美好。刘慈欣的杰出之处在于他虽然有自己的倾向和立场，但也能借助长篇小说的体量展现多元化的价值面向，读者可以借助他的作品丰富和改造自己的心灵。
不同的学科能够殊途同归地通达“道”。相比科学，文艺宗教作品能较为容易地探索人生与心灵的不同面向，科幻小说也能达到哲学经典的思想深度。
何谓经典文学？经典是一种权力。一件作品或有艺术史价值，但其艺术价值需要权力的背书。以古代文学为例，今人对诗歌的印象多为五七言诗，而《文心雕龙》中却有“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论述。现代人认可的五七言诗实际上在唐代才确立。一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需要读者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首先需要本身拥有质地，再加上读者不断做出有价值的解读，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创造经典的合力。
制造经典的权力分短期和长期。虽然权力制造了经典，但权力总在流转之中。从长期来看，经典成立还需依靠其内在品质，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和刘慈欣的小说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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