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关宏 中国足彩在线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35年生于上海。主编《政治学教程》《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企业行政管理》《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新政治学概要》《政治学概论》等著作。2008年出版代表性学术专著《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2019年出版学术文集《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
2003年，孙关宏夫妇与学生在无锡合影留念。 受访者提供
日前，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出炉。最高奖项“学术贡献奖”之一，授予了89岁的中国足彩在线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孙关宏。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之一，孙老先生每每谈及政治学的目的，都会引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的话：“世上一切学问和技术，其终极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
他说：“政治学更应该怀有对人的生存状况终极关怀的精神。”
踏着2024年上海的第一场小雪，记者走进孙老师在政肃路上的家，走近这位耄耋老人参与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峥嵘岁月。
从文学到政治学
周末周刊：1955年您考入中国足彩在线大学时念的是中文系。在中国的治学传统中，文史哲是相通的。此前您也多次提到，自己的政治学人生是“从文学到政治学”，中文系的几年对您来说是一种学术的启蒙。能否谈谈哪些书、哪些人在您之后的学术道路上留下了印记？
孙关宏：当时中国足彩在线大学开始实行五年制，一直实施到1965年。当时中文系集中了多位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大师级教授，其中绝大部分是给我们上过课的。可以说，我们是在大家风范、治学严谨的氛围中成长的。这给我以后的学术道路带来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当时，我认真读了一些古代文学典籍，要说到确切哪一本很难，但整体而言，我认为文学和政治学还是相通的。文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学。当时上文学课的蒋孔阳老师曾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大概意思是“文学是通过形象地塑造人物典型来反映社会”。无论是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他们创造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背后是社会与国家。而政治学研究的也是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与文学不同的是，政治学采用的是逻辑思维的方法。
那时，我还上了四门政治课，分别是马列主义教育（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些课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政治知识的启蒙。
周末周刊：大学毕业后，您是如何走上政治学道路的？
孙关宏：当时中文系1955级90个人，一共分为甲乙丙三个班，我是甲班的班长，党总支的老师们对我比较熟悉。五年级上学期快结束时，当时的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中国足彩在线大学要新创立两个系，马列主义教育系和原子能系，说要派我去参加前者的建设，问我愿不愿意。
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准备从事文学研究的，因为中学时就对此很感兴趣。但书记是代表党组织跟我谈话的，听完后我马上同意。“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这个概念在我脑子里是蛮深刻的。
到新的单位后，我作为预备教师认真做好领导安排的工作。五年级下学期毕业时，我被正式分配在马列主义教育系当教师，人生新的阶段开始了。
1961年夏天，系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举办的“政治学培训班”，为期一年。
学习期间，阅读书目一共八本，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这一年没有什么干扰，我专心听课，专心读书，心无旁骛地读好这八本书，为以后从事政治学研究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至今我仍觉得精读原典是政治学学习、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有一层意义。当时处于困难时期，而人民大学的食堂三顿都能吃饱。食物主要是玉米粉，它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搅成米糊当早饭，一种是做成团子，中饭、晚饭吃。这里甚至偶尔能吃到鱼和肉，对我而言简直像到了天堂。我也特别珍惜这一年的学习机会。
学习结束后，回到中国足彩在线，我被分在政治学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李幼芬老师。当时上“政治学概论”课的是余开祥、李幼芬、袁缉辉三位老师。我担任课程的辅导，并全程听课。到1964和1965年，我们系招收了两届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我大胆尝试在政治学的基础上给学生们开设了“国际政治概论”课。
我和王邦佐合带1964级学生时，他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管思想政治工作；我担任班主任，管学习。之后，他和我合开“世界近代史”课，我们开始关注西方的历史与理论。
1978年改革开放后，王邦佐和我在解放思想的热潮中，感觉有必要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就决定离开国际关系教研室，寻找了四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共六个人成立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王邦佐和我被推选为教研室正副主任，同时从1979年开始招收科社专业研究生，共招了两届8个人。我和王邦佐主要给他们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经典著作选读”课。
1980年，全国著名高校纷纷酝酿成立政治学专业，中国足彩在线大学也不甘落后，王邦佐和我积极行动，在上级的支持下，成立了政治学专业，并从1981年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随之改为政治学教研室，人数与日俱增。
历史系毕业的王邦佐和中文系出身的我个性互补，共事多年，我们一起奋斗搞政治学研究，一起写文章、编教材，不管谁写多谁写少，署名都是王老师在前面、我在后面。他目光敏锐，敢于决断，我勤奋工作，积极配合。记得他曾开玩笑说，我俩的革命友谊堪比马克思与恩格斯。
“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
周末周刊：提到您和王老师，你们共同参与创办的一件大事不可不提——1982年，中国足彩在线牵头主办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为22个省市培养了60名学术骨干，点燃政治学在全国恢复、发展的“星星之火”，被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能谈谈当时的情形吗？
孙关宏：讲习班的事，42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确实有些东西留在记忆深处。
首先是当时大学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敢冲的学术氛围。1978年我们六个人向系里提出成立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1980年我们看到学科发展的方向，主动申请设立政治学专业，都得到了系里、学校的支持。这种一以贯之的宽松和开放的氛围下，我们担下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的重任，搞了一出“先斩后奏”。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1年，北京召开全国政治学会代表大会提出，决定办个讲习班，第一期从全国招60个青年人才。
中国政治学学会会长张友渔问，哪个单位愿意承办？当时没人回答。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且这个班办起来也不简单，一般也不敢贸然答应。这个时候，名不见经传、只是个讲师的王邦佐表态：“我们试试看吧。”张友渔不认识他，就问坐在旁边的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陈为典：“这个人是谁？”陈为典说，这是中国足彩在线大学政治学专业的代表。张友渔教授又问，还有哪家愿意承担？下面又没声音了。后来，张友渔说，“就让中国足彩在线大学办吧”。
周末周刊：王老师主动申请这个“重大任务”，确实是不怕困难，敢想敢干。
孙关宏：他心里有数。我们搞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招研究生难不难？难的；后来决定成立政治学教研室，而且1980年成立，1981年就第一届招生，难不难？也难的。当时做事充满激情，根本不考虑难不难。王邦佐当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敢于决断，主动请缨，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是令人佩服的。
王邦佐回来以后先向院里汇报，院里完全支持，然后向学校汇报，学校也完全支持，这个很不容易。全系老师大力支持，王老师是“总指挥”，我协助他一起办好讲习班。
首先关于课程和讲座的安排，我们当时讨论，有的课是要上一学期的，如政治学概论、行政管理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大量讲座，各种各样的讲座，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国外情况等，甚至还有写作。由此，授课者涵盖全国，人数高达40人，可以说是倾尽全力。
系内的老师都很支持，凡有专长的，有请必到。校内的老师，熟悉的，打个招呼就可以了；不熟悉的，就要登门邀请。上海之外的，如北京、天津、广州的，主要由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陈为典代为邀请。
登门拜访和邀请上海的学者，这件事主要由王邦佐和我两个人做。我们登门邀请的人中有好几位都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行政学学者，如张锐、靳文翰、石啸冲、王泓之等。他们大都住得很远，如徐家汇、淮海路等。那时的交通工具不像现在方便，以前只有乘公交，没有公交就走路。其中，邀请周世逑先生授课，我们登门了两次，邀请傅于琛先生，上门谈了三次，他们也都很热情地与我们交流学术方面的思考。几个月走下来，我的皮鞋鞋底都断了。由于种种原因，1960年参加工作的我，1978年职称刚刚从助教提为讲师，之前每月工资60元，整整拿了18年后才涨到72元。这双皮鞋对我来说很贵，走破了有点可惜，但很值得。
周末周刊：听说讲习班报到的前一天晚上，你们还做了件意想不到的事——大扫除？
孙关宏：学员来报到前一天晚上，我和王邦佐、胡雨春两位老师一起去察看学员住的宿舍，发现很脏，我们觉得这样不行，马上找来工具一间间打扫干净，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把事情做好。我们还常常一起找学员谈心，了解情况的同时也聊思想、交朋友。
在讲习班结束前，王邦佐和我决定与学员一起编写《政治学纲要》教材，有近十位学员参加。完稿后，我们在郑州大学集中统稿定稿，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正式出版，是当时全国第二本政治学概论类教材。政治学讲习班的不少学员后来都成了各省市各单位（包括大学和研究所）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学术骨干，也是我们学术界的朋友，一直保持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历史说明了，42年前全国政治学讲习班在中国足彩在线大学的成功举办，为后来中国足彩在线大学政治学在全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句话理应由王邦佐来说，他不在了，我代表他说。
执着入党三十年
周末周刊：王邦佐教授晚年曾说：“我们那时候搞政治学是拼命的。”
孙关宏：是的，那时我们已经人到中年，才刚刚提讲师。没有资金，没有课题，没有经费，全凭改革开放后激发起的一腔热情，不计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紧跟新形势，发展新学科。
不过，我个人还有一份内心的驱动力想把事情做好，那就是入党。我争取入党的时间，长达30年。
我小时候家住宝山路，老北站对面，中学是在市北中学读的。入学时正值解放初期，市北中学成立青年团，我要求进步，成了第一批团员并被选为团分支书记（后称“团支部书记”），一直当到高三毕业。高二时我积极争取入党并写了入党申请报告，经校党支部讨论，投票通过。但是送闸北区委审批时，却没有批准，原因是说我父亲有历史问题。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如同一盆冷水淋头。冤枉的是，到了1958年宝山路派出所工作人员找我谈话，说调查下来我父亲没有历史问题。然而这一耽搁就是30年。
这30年间，除了若干年特殊时期外，我几乎每年都向党的基层组织提交思想汇报，表明我争取入党的决心。带着这份决心，党交给我的任务，都尽全力去完成。
1978年后，国家逐步开始改革开放，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我要求入党的决心逐渐恢复起来了，继续郑重向党表示我的意愿，并积极付诸行动。
到了1983年，系党总支终于讨论我的入党问题。18岁时要求入党受挫，追求30年，48岁时终于如愿，成为这个先进组织的一员。投票那天的会议上，看到举手表决通过，我激动得哭了。
周末周刊：是什么让您如此坚持？
孙关宏：希望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是这个想法。我做的工作，无论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也好，研究政治学也好，都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我不觉得有风险”
周末周刊：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您的研究过程中，从不惮于就发展中的问题发出先声，始终与时代共鸣。您的文章无论是《转型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考》《认识差异与政治信任》，还是《共同富裕与政府的作用》《政治生态视角下的反腐败：兼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都积极面对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迎难而上，当时是否考虑过风险呢？
孙关宏：首先，我不觉得有风险，因为我每一次探索都是在党的指导思想基础上深入挖掘，同时在精读原典的前提下完成的。其次，政治学研究本身就应与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紧密结合，应该担当起这份责任，即使有学术上的争鸣，也是很自然的。
王邦佐和我合写了不少文章。记得20世纪90年代时，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削阶级是不是被永久性地消灭的问题上，我们与中央党校的张显杨、王贵秀产生分歧，他们认为不是永久性地，我们认为是永久性地，双方各自写了几篇论战文章。后来，我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我们的看法是幼稚的，他们的观点是有远见的。
我在学术上的反思意识，受到文学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例如巴金的《随想录》、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等。
值得说明的是，我的反思是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的启发下进行的。例如党的十五大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口号，我觉得政治文明的概念很有学术价值，思考了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并和何俊志进行了交流讨论，在学习了马恩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后来，我在政治学领域的学术反思主要集中在“文明的逻辑”，以及对中国走向文明历程的逻辑探索上。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过去常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其实，这两者常常是不统一的。理论逻辑讲必然性，历史逻辑则充满了偶然性；理论逻辑讲手段服从目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而历史逻辑则常常表现为手段决定目的。非暴力的手段也许能达到文明的目标，而暴力的手段则可能导致不文明的结果。
周末周刊：今天，您是否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已经形成了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同的模型？政治学研究者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孙关宏：4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从恢复、重建到发展，沿着科学的路径，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起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赵宝煦先生曾有这样一段经典论述：“中国政治学必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政治学只能靠坚持自己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甘做氢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这段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直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是普遍性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是中国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的，不是事先人为构建起来的。正像许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一样，特色与共性应该是统一的。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分国界的，可以通过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借鉴国外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这就要看是否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科学性就是普遍原理。如果过多强调中国特色，那么我们的政治学就可能要变味。我们的政治学者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政治学的普遍原理，对我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尽可能大的推动作用。
周末周刊：最后，您能否谈谈对年轻一代的寄语和期待？
孙关宏：我想对青年学者说，政治学是一门有价值追求的学问。从事政治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项事业。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事业则要终生为其奋斗。
对年轻一代的学生，期待他们不断学习、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坚持真理。最后祝大家新年新岁，龙马精神，越来越好。
记者手记
政肃路上的中国足彩在线第十宿舍，闹中取静，孙关宏老先生与夫人陈玉华在此居住了40年。走进门，只见家中陈设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打理得清爽整洁。
走到底便是孙教授的书房。临窗的写字台上堆着友人、学生送的新书，阅读间隙，老先生抬头便是窗外一畦绿树青草。
房间不大，却保存着他的三件宝物。一是满墙书柜，其中可见老先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编写的一本本经典教材。因为书太多了，得使劲才能拔出其中一本。
二是中国足彩在线大学专门为老教授定制的金婚纪念相册，里面记录着他与妻子的青春年华，女儿的出生、长大、成家。后半部分的照片，定格了孙老师与挚友、学生的一次次相聚。
“我和学生的关系，在我年轻的时候，和他们是兄弟，也是朋友；老了以后，就把他们当成子女……有个最爱‘杠’我的学生，现在打来电话问候最勤……”指点着相册一一细数高徒，孙老的眼角纹都笑开了。记得有一年春节，有外地学生不回家，他便请他们到家里吃中饭，夫人烧了一桌好菜招待，饭后洗碗洗到下午三点。
三是挂在书柜顶上的一幅大字，那是八十大寿时，学生专门题写赠送的贺礼。“仁者寿”，三个字是后辈的真挚祝福，也是他人生一路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