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在明清时期达到发展巅峰。就文学来说，特别是对于明清以来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关系重大。不了解八股文，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明清以来的文学史。因为明清时代的作家，每一个脑袋都深深地打上了八股的印记。科举、八股，固然禁锢、僵化了文人的思想，但用以禁锢文人思想的儒家经典，本来就不全是糟粕。
八股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在总结以往文学创作经验、特别是宋末以来古文评点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形式美。用这种形式，可以代圣人立言，也可以写百姓心声，乃至如清初一些名家将《西厢记》中“怎当他临去那秋波一转”等诸多名句为题写就了一批优美的文章。八股作为一种、仅仅是一种形式，何尝不美。丑就丑在将一种美强制统一成一种固化的、唯此独尊的、要当官发迹所必须尊奉的模式。事实上，八股作为一种用汉字成文的独特的形式美，它的确在中国古代建构各体文学的形式美及美的形式理论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可是自从晚清将八股与鸦片、缠足等量齐观，定为中国最丑陋的东西，继而又刮了一阵“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声讨风之后，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把科举、八股就简单地当作是洪水猛兽、砒霜毒药，对有些文学家、批评家动不动套上一顶“八股遗毒”的帽子，粗暴地加以否定。1922年，范祎最早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史著时，说“现在八股已废了，没有人再回顾他。但是七百多年历史上的事实，及其影响于文学思想和社会现象的实在不少。”民国期间能说这样话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了。
至于在文学史著作中，自1934年宋佩韦的《明文学史》之后，一般都不提八股文了，提到的也大都是将它一笔骂倒。199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国文学史》时，主编袁行霈先生叫我负责明代部分，我坚持要将《金瓶梅》写成与《三国》《水浒》《西游》并列的一章，将八股文写入文学史。袁先生最后支持了我的意见。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大都也这样办理了。
但我觉得，当时虽然将八股文写了一节，但没有将八股对明代各体文学的渗透与影响写出来，还是十分遗憾的。然而，真正要这样写，也很难，因为目前有关科举、八股对明清文学与文学批评具体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因此，有必要在新的时代对这个问题作新的、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