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我国发展历史方位，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个坚持”和“七大目标”，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近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共同举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现刊发部分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征新路径
高帆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回应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迈上台阶的客观要求，蕴含着巨大的实践价值，需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和目标定位，精准把握其呈现出的主要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思考和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路径。
党的二十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针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系统部署，强调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回应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迈上台阶的客观要求，蕴含着巨大的实践价值。
我国城乡关系具有历史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是相同内容的简单重复，城乡融合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特征、推进的路径是不同的。“十五五”时期我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和目标定位，精准把握其呈现出的主要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思考和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路径。基于此，“十五五”时期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将呈现如下重要特征。
一是功能凸显。“十五五”时期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多变。在此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安全、发展和福利功能将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城乡融合发展关联着我国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秩序安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国内需求为前提条件，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从而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支撑力量。城乡融合发展还关联着城乡居民福利的改善程度和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毋庸置疑，外部环境越是错综复杂，农业农村发展的“稳定器”“压舱石”“增长极”功能就越突出，城乡融合发展为我国整体现代化事业提供的战略纵深功能就越重要。
二是需求转型。居民消费结构伴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动态变化，“十五五”时期我国居民需求结构将呈现持续转型特征，新型需求将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更大市场拉力，农业农村需针对需求变动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1978—2024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3.9%降至29.8%，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降至28.8%，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降至32.3%。“十五五”时期及后续较长时段，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仍可能继续下降。居民对乡村生态、文化、康养、休闲等将有更多需求，这些需求具有显著的“在地体验”特征，农村须依靠产业融合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三是要素对流。生产要素按照收益比较原则进行流动。“十五五”时期，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低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劳动力仍呈现出非农化流动趋势。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处在深入发展阶段，土地要素仍将延续“由乡到城”的流动态势。在另一方面，农村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宅基地制度改革在持续深化，这导致农村土地与其他要素的组合方式多元化，部分乡村在特色产业发展中具有优势，其要素回报率不低于城镇，这必然引致城镇资本、人才、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进入农村，城乡之间要素的双向对流、重新组合态势将更为显著。例如，2009年以来“淘宝村”的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据要素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造功能在持续增强。
四是节点集聚。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本世纪初期，当前我国城乡要素流动性得到了明显增强，城乡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快速发展，这些推动了城乡空间结构变化，特别是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县城、中心镇、中心村等集聚，在集聚中形成分工效应、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进而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好的公共服务。2000—2023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比从23.55%增至40.79%，镇人口占比从13.37%增至25.33%，乡村人口占比从63.08%降至33.89%，即刻画了这种空间变化趋势。“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城乡空间变化的力量依然显著，农村人口在重要节点的集聚特征将得到彰显，特定县域“农民流向县城生活、县城带动农村生产”的趋势将更为突出。
功能凸显、需求转型、要素对流、节点集聚是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征，不同地区、乡村、农民回应这些特征的条件或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十五五”时期我国城乡关系领域必然会出现分化加剧状况。例如，在传统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民之外，农村必然会出现更多的以适度规模经营为特征的新型经营主体；在传统的植物种植业和动物饲养业之外，农村必然会出现更多以一二三产业融合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在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自然村落之外，县域必然会出现更多以就业产业为载体的新型乡村；在传统的非城即乡、泾渭分明的空间结构之外，城乡必然会出现亦城亦乡、以副中心或县城为枢纽的中间形态等等。显而易见，分化特征加剧是现阶段我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面对的特征事实。
就实施路径而言，“十五五”时期我国须立足于国情特征和时代背景，来探寻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路径，在这一过程中需凸显如下几点。一是强调城乡融合发展的独特目标，即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过程；二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制度，即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三是扩展城乡微观主体的选择空间，即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扩展城乡居民的要素配置权利；四是凸显城乡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即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必须明确政策的锚定对象和支撑条件；五是激励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城乡发展，即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激励方式以提高城乡政策的实施效力。“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完善乡村振兴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体现出对当前和未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的前瞻性研判和针对性部署。
从上述实践判断和逻辑推演出发，“十五五”时期我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可关注如下方面：一是推进多种类型的城镇化，即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推进异地城镇化，以提高县城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为核心推进近地城镇化，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推进农村本地城镇化。二是以县城为枢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更好发挥县城的带动作用和辐射功能。三是强化科技的赋能作用，加快农村产业转型。四是统筹推进涉农经济体制改革，化解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五是提高涉农政策的针对性，更加关注微观主体的差异特征，更加关注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更加关注对农村小农户的政策倾斜，更加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的持续缩减。六是依据本土化实践创新城乡关系理论，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全面乡村振兴、“四化同步”等实践出发提炼概念、总结经验，形成对发展中大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依靠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创新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足彩在线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